文 | 预见能源
3月27日，仕净科技发布公告披露，过去12个月内累计涉诉金额达5.4亿元，45起案件中44起公司是被告，未结诉讼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.89%。其中最大的一笔诉讼金额3.73亿元，原告是资阳勤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地方国资背景公司。
如果再把视线拉远，过去一年，沐邦高科、亿晶光电、宝馨科技、京运通、棒杰股份接连被地方国资推上被告席。这批2022年前后蜂拥跨界光伏的企业，如今集体进入了政企纠纷的高发期。当年地方政府求着光伏企业落地，现在反过来拿着合同追着要账。
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危机，而是一轮招商模式的清算。
资阳的百亿项目，成了仕净科技的诉讼导火索
仕净科技与资阳国资的这笔账，要从2024年春天说起。
那一年3月，仕净科技联合晶科能源与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签下投资协议，建设年产20GW硅片+20GW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制造基地，总投资100亿元。项目分两期建设，一期先建10GW硅片+10GW电池片。这是资阳建市以来的首个百亿级项目，占地约897亩，被当地视为推动光伏产业“从无到有”的关键抓手。
仕净科技凭什么拿下这个百亿项目？答案可能藏在两个细节里。
一是晶科能源的背书。仕净科技本身就是晶科能源多年的环保设备供应商，2024年双方签署了25亿片电池片的采购合同，晶科还在合资公司中持股10%。二是仕净科技正在光伏制造领域全面铺开，除了资阳项目，还在安徽宁国投了112亿元建设24GW TOPCon电池片项目。在资本市场看来，这是一个跨界成功上岸的明星样本。
资阳方面给出的条件也足够诱人。按照“地企合作”的惯常模式，地方政府负责前期代建厂房，同时提供财政补贴。2025年2月，项目现场一派火热，春节期间每天200人施工，管理人员曾向媒体透露“订单早就接到手软”。当时的目标很明确：3月28日实现首片下线，6月30日建成投产。
但事情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走样。
2025年7月，市场开始传出项目“搁浅”的消息，建设进度未达原计划，官方也未披露投产信息。随后，仕净科技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关于资阳项目的回复，从具体投产计划变成了“将根据市场情况有序推进”。项目虽然实现了首片下线，但距离全面达产还有相当差距。
到了2026年3月26日，资阳国资正式提起诉讼，要求仕净科技支付3.73亿元。涉诉主体覆盖了四川仕净、仕净科技和安徽仕净光能——资阳项目、总部和宁国项目全部被卷入诉讼。
仕净科技自身已经千疮百孔。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，公司货币资金仅剩3.03亿元，而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负债高达18.24亿元。业绩连续两年亏损——2025年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7.7亿至9.7亿元，亏损还在扩大。控股股东质押比例高达98.56%。
更令人不安的信号出现在2026年2月：新聘请的审计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，入场不到一个月就递交了辞任函，理由是“未按约定时间提供审计资料、未支付审计费用”。
当一家公司请不到审计机构来审账，问题恐怕远不止3.73亿元诉讼那么简单。
地方国资集体“翻脸”，光伏政企联姻的批量破裂
仕净科技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如果梳理一下近期光伏领域的地方国资追偿案件，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。这些跨界企业在2022到2023年蜂拥入局，地方国资热情支持，如今行业下行，双方开始相互算账。
沐邦高科的案件最为典型。这家以益智玩具起家的公司，跨界进入光伏后与梧州市政府签署了10GW TOPCon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协议。梧州方面拨付了2.7亿元财政补助和2.4亿元项目建设扶持款，合计5.1亿元。但项目长期未按约定推进，始终未能投产。2025年7月，梧州市政府下发行政决定告知书，要求沐邦高科退还全部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一年内新增140起诉讼仲裁，涉案金额高达9.23亿元。
亿晶光电的遭遇同样值得关注。2022年，这家“光伏组件第一股”与全椒县签约，计划投资超100亿元建设10GW光伏电池、10GW光伏切片及10GW光伏组件项目。全椒县平台公司嘉辰基金出资7亿元入股项目公司，实缴1.4亿元。但项目只完成了7.5GW电池产能就止步了，2024年10月起基地陆续停产。2025年12月，全椒经开区管委会拟解除投资协议、追回1.4亿元出资款，还要追究代建费用、租金及资金占用成本等违约责任。
更早的案例来自京运通。2017年，乌海市政府为京运通代建价值约3.5亿元的厂房，但代建款迟迟未能结清。2025年7月，乌海国资子公司提起诉讼，一审判决京运通需支付约2.32亿元。
此外，宝馨科技遭怀远国资起诉追讨约3.25亿元股权回购款，棒杰股份被苏州国资要求履行约3亿元的回购义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5年，已有至少6家光伏企业披露与地方国资平台的合作纠纷，涉案金额累计超20亿元。
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一是涉案企业普遍缺乏光伏制造的核心竞争力。沐邦高科、宝馨科技、棒杰股份都是2022年之后才跨界进入光伏的新玩家，技术积累几乎为零，抗风险能力极弱。仕净科技虽然在环保设备领域与光伏企业有业务往来，但制造电池片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二是地方国资的投资模式高度雷同——代建厂房、财政补贴、国资入股，用真金白银换来企业落地。这种模式在行业上行期看起来多赢，企业获得低成本扩张机会，地方获得投资和就业。但一旦行业下行，企业的资金链断裂、项目停工，地方政府的投入就成了沉没成本。
三是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都不足以支撑赔付。沐邦高科资产负债率超过80%，仕净科技子公司负债率超过96%，宝馨科技和棒杰股份也均在90%以上。即便地方政府赢了官司，能从这些企业手中追回多少实际资金，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。
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：地方国资当初的投资决策，是否尽到了审慎义务？
回顾这批跨界企业进入光伏的时间点，正好是2021年到2023年光伏行业最狂热的阶段。彼时，全行业产能扩张，跨界玩家层出不穷，各地政府把光伏当作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一些地方国资的投资决策显然出现了风险控制层面的疏漏。
2024年，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曾公开指出，中国光伏行业存在着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，根源在于企业各自为战、地方政府过度招商、金融机构无序投放。这句话在仕净科技案中同样适用。
当“分手的代价”压垮企业，地方国资也在被反噬
仕净科技的诉讼还在审理中，但行业内的“政企分手”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个深层问题：地方国资即使赢了官司，也未必能拿回钱。
以棒杰股份为例。2023年，棒杰股份与扬州经开区管委会签订光伏合作建设项目，后因市场环境变化于2025年陆续终止，公司不仅被要求赔款，还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。2025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亏损9亿至12亿元，期末净资产预计为负9亿至负6亿元，已面临退市风险警示。公司目前正推进预重整程序——这意味着即便地方政府赢了官司，也只能在债务重组中与其他债权人一起排队分配。
亿晶光电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。近三年来，公司营收净利双降，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仅15.56亿元。全椒县要追回1.4亿元投资款，但亿晶光电自身的资金状况已十分紧张，这1.4亿元能追回多少，存在很大不确定性。
沐邦高科更是被140起诉讼压顶，涉案金额9.23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.98%——这意味着即便把所有净资产都拿来抵债，也不够还。
地方国资的尴尬处境在于：当初给出去的钱是真金白银，现在要回来的可能只是一纸判决。
更棘手的是，仕净科技这类企业的诉讼还牵扯到一个深层次矛盾——当初地方国资投资的本质，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，但实际操作中却按照固定回报的模式来设计回购条款。当项目失败时，企业已经无力履行回购义务，地方国资的投资就变成了坏账。宝馨科技案件中，怀远国资要求的回购款和违约金合计约3.3亿元，而这家企业已在2024年将连云港子公司以1元价格转让出售。这种极端案例并非孤例。
从仕净科技到沐邦高科，再到宝馨科技、棒杰股份，这些案件勾勒出的图景是：地方政府和跨界企业当年一拍即合的合作，如今正在演变为一场零和博弈。双方都没有赢家——企业的资金链断裂，地方国资的投资也打了水漂。
在这场纠纷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根本的制度缺陷：政企合作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退出机制。
行业上行期，财政补贴和代建厂房是吸引投资的“标配”。行业下行期，这些工具反而成为束缚双方的绳索。地方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等待企业回暖，企业的资产也难以快速变现。当双方都卡在中间地带，诉讼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仕净科技的3.73亿元诉讼，只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注脚。未来还会有多少类似的诉讼浮出水面？那些曾经被地方国资捧在手心的光伏项目，又将如何收场？答案恐怕并不乐观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轮“政企分手潮”还远未结束，而地方国资的投资逻辑，或许也该重新想一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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