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9岁病逝，孙中山的肝癌并非偶然，3个隐形诱因，值得警惕1925年3月12日，59岁的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，确诊为肝癌晚期。很多人疑惑，这位曾行医救人的革命先驱，为何会被肝癌夺走生命？
主要信源：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——孙中山遗体暂厝北京西山）
1925年3月12日，北京铁狮子胡同一片沉寂，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。
病榻旁的宋庆龄握着他的手，没有哭泣，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，往来者皆步履轻缓。
这位革命者的人生，在此刻落下帷幕，当时的中国尚未统一，南北对峙，军阀混战不休。
孙中山是应冯玉祥等人之邀北上的，意在共商国是。
然而行至天津，他便一病不起，腹痛难忍，食不下咽。
随行的德国医生施密特坚持将他送往北平协和医院诊治，协和医院是国内最先进的西医院。
孙中山本人通晓西医，对此是信服的，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，情况很糟。
医生发现他腹部肿胀，黄疸严重，皮肤和眼白都泛着黄色，这是肝脏功能严重受损的征兆。
拖到1925年1月底，主治医生克里认为必须立即手术探查，手术在1月26日下午进行。
当腹腔被打开，眼前的景象让手术室陷入沉默。
肝脏表面布满坚硬结节，腹腔内已有转移病灶和浑浊积液。
这在当时看来，无疑是肝癌晚期的表现。
手术团队未敢进行更多处理，仅做了简单清理便缝合了伤口，这次手术，更像是一次无奈的确认。
术后情况曾有短暂好转，医院尝试了当时先进的镭锭放射治疗，但终究未能阻止病情恶化。
2月17日，院方正式告知家属，诊断已是肝癌末期，治疗无望。
次日，孙中山被送回铁狮子胡同住所静养，那里成了他最后时光的居所。
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探望者络绎不绝，眼见西医手段用尽，身边人建议尝试中医。
尽管孙中山学西医出身，此时也同意一试，北京名医陆仲安前来诊治，开出药方。
初服时似有些微效果，但随即病情急转直下，出现黑色腹泻。
之后又请来上海的中医，依然未能挽回，一切努力终是徒劳，治疗又回到保守维持。
3月11日，病重的孙中山在遗嘱上签下名字，次日上午9时30分，他停止了呼吸。
消息传出，皆言死于肝癌，此说遂成历史定论。
葬礼举办得极为隆重，当时北京虽在段祺瑞政府治下，仍以国葬规格办理，这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民意压力。
灵柩先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，民众自发前来悼念，前后达十余万人。
4月2日移灵西山碧云寺，送葬队伍绵延数十里，据说有三十万众。
纸钱纷飞如雪，沿途百姓垂泪，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理论，但朴素地知道这位逝者一生为国为民。
灵柩暂厝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数年，常有南来北往者默默前来凭吊。
1929年，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建成，国民政府将灵柩南迁，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。
这不仅是迁葬，更是政治正统的庄严宣示。
特制的紫铜棺沉重异常，需数十名杠夫协力方能抬上那长长的石阶。
当棺椁最终安放墓穴，石板缓缓封盖，唯有松涛声在山间回荡。
其死因“肝癌”之说，沿袭数十年未受质疑。
直至本世纪初，一份1925年3月13日的英文尸检报告被学者重新发现。
报告明确指出，恶性肿瘤原发于胆囊，诊断为胆囊腺癌，已转移至肝、横膈、大网膜等多处。
报告同时记载其胆囊有慢性炎症与结石，触之坚硬。
为何当初会有误判？当时医学认知有限，剖腹探查时见肝脏布满病灶，自然首先考虑为原发性肝癌。
胆囊癌晚期症状与其相似却更为罕见，容易混淆。
且尸检时家属严格限制不得取走器官，病理检查范围受限。
故而“肝癌末期”成为当时公认的临床结论，那份关键的病理切片，后来历经曲折。
抗战时期，日军占据协和医院，曾企图获取孙中山的病理标本，因家属从未允许摘取器官而未果。
最终，仅存的原始切片被送至南京，随灵柩一同安葬。
如今学界基于现存文字记录的研究，多倾向于认为实为胆囊癌伴肝广泛转移，而非原发性肝癌。
当然，也有观点推测可能是肝门部胆管癌，但均否定单纯肝癌的旧说。
葬礼当日场面虽然盛大，但人们心中更多的是对前路的迷茫。
送葬队伍里，长衫与短褂混杂，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同行。
他们沉默地行走，不知国家未来将走向何方，如今中山陵前，游人依旧络绎不绝。
有人是为瞻仰，有人只为在那静穆之地获得片刻安宁。
岁月流逝，当年数十万人脚步扬起的尘埃早已落定，唯有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的嘱托，依然在历史的长廊中回响，提醒着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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